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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林德牌坊的昔与今

克林德牌坊的昔与今

黎云昆

 

今年是庚子年。

上一个庚子年是1960年,那年发生了大jihuang

再上个庚子年是1900年,那年发生了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的事件,这件事一直到今天说起来,还是叫人气短。

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的导火索是克林德被刺。

克林德是当时德国驻华公使。

1900620日,克林德带一名翻译由东交民巷使馆区乘轿,准备到设在东堂子胡同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他沿东单北大街向北行至西总布胡同西口处(图1),被刺身死。

因克林德的身份与众不同,所以克林德被刺事件在大清朝的内政和外交上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对于克林德到底被谁杀害的,一直存在两种说法。

据《清史稿》载:“二十六年(1900年),义和拳乱起,载漪笃信之,以为义民,乱遂炽。五月,命充总理各国事务大臣。义和拳击杀日本使馆书记杉山彬,复及德国使臣克林德,围攻东交民巷使馆。”

这就是说,克林德是被义和团杀害的。

义和团最初是“反清灭洋”,既杀洋人,也杀满人。可后来又改为“扶清灭洋”,专杀洋人了。

不过洋人不那么好杀,真正好杀的是那些信教的、买卖洋货的、使用洋货的,甚至与洋字毫不沾边的老百姓。

对于义和团的这一转变,慈禧太后看在眼里,喜在心头。她老人家正在为洋人的事发愁呢!慈禧太后因为“戊戌变法”与光绪帝彻底翻脸,便想废掉光绪,另立端王载澜的儿子溥儁为帝。

溥儁与光绪皇帝同辈份,他代光绪当了皇帝以后,慈禧太后仍可以“垂帘听政”。老太太的如意算盘打的真精。

但这件事并不那么简单。

《清史稿》载:“(二十五年,1899年)十二月,上承太后命,溥儁入为穆宗后,号‘大阿哥’,命在弘德殿读书,以承恩公尚书崇绮、大学士徐桐为之傅。明年元旦,大高殿、奉先殿行礼,以溥儁代。都下流言将下诏禅位,大学士荣禄与庆亲王奕劻以各国公使有异同,谏止。”

荣禄和奕劻告诉慈禧太后,立溥儁为帝,洋人不同意。

这本是大清朝的内政,与洋人何干?

慈禧太后是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

这时端王便向慈禧太后吹风,告义和团各个都能呼风唤雨,刀枪不入,可以杀灭洋人。

慈禧太后一听,这下好了,有了义和团这个支撑,还怕洋人的船坚炮利不成?!

很快,慈禧太后便将义和团招至北京,并以庄亲王载勋、军机大臣兼兵部尚书刚毅为总统,载澜、英年佐之,统领义和团,比於官军。庄亲王府也就成了义和团攻打洋人的总指挥所。

义和团也不辜负太后的厚望,他们一进京便焚烧教堂、围攻使馆,屠杀洋人和教民,甚至“焚正阳门外四千馀家,京师富商所集也,数百年精华尽矣。延及城阙,火光烛天,三日不灭。”(清罗惇曧《庚子国变记》)

对于义和团,不仅普通老百姓信之,在京的高官信者也大有人在。

“义和团既遍京师,朝贵崇奉者十之七八。大学士徐桐、尚书崇绮等,尤信仰之。义和团既借仇教为名,遂指光绪帝为教主,盖指戊戌变政,效法外洋,乃为帝之大罪也。西后与载漪挟以为重,欲实行废立,故任匪党日往来宫中。匪党扬言欲得一龙二虎头,一龙指光绪帝,二虎指奕劻及李鸿章也。奕劻时充总理衙门大臣,日与外国人交接,李鸿章则时论所称为通番卖国者也。”(清宋玉卿《戊壬录》)

当时朝中不是没有明白人。“两广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等合奏,言:‘乱民不可用,邪术不可信,兵端不可开。’其言至痛切。山东巡抚袁世凯,亦极言朝廷纵乱民,至举国以听之,譬若奉骄子,祸不忍言矣。不听。”(清罗惇曧《庚子国变记》)

另据梁启超《庸言报》载:“各省焚教堂、杀教民,诸疆臣皆失措。李鸿章久废居京师,方起为粤督,乃电商鸿章,请所向。鸿章毅然复电曰:‘此乱命也,粤不奉诏!’”

当时的京官甚至有不惜冒杀身之祸而面折廷争的。

“吏部侍郎许景澄言:‘中国与外洋交数十年矣,民教相仇之事,无岁无之,然不过赔偿而止;惟攻杀使臣,中外皆无成案。今交民巷使馆,拳匪日窥伺之,几於朝不谋夕,傥不测,不知宗社生灵,置之何地?’太常寺卿袁昶言:‘釁不可开,纵容乱民,祸至不可收拾,他日内讧外患相随而至,国何以堪?’慷慨欷歔,声震殿瓦。” (清罗惇曧《庚子国变记》)此二人所言,激怒了慈禧太后,因此被杀。

就连一向为慈禧太后倚重的总管内务府大臣,加太子太保的荣禄也看出了问题的端倪。清·景善《景善日记》载:“五月二十四日(616日)。予在刚毅家中,闻彼告予今晨召见事。是日召见在銮仪殿,军机大臣礼亲王、荣禄、刚毅、王文韶、启秀、赵舒翘皆到,惟皇帝未曾御殿。此次与寻常召见不同,乃会议国家重大之事也。荣禄含泪跪奏曰:‘中国与各国开战,非由我启衅,乃各国自取。但围攻使馆之事,决不可行。若如端王等所主张,则宗庙社稷,实为危险。且即杀死使臣数人,亦不足以显扬国威,徒费气力,毫无益处。’

义和团这些人,靠关帝托梦,靠赵子龙、马孟起、黄汉升、尉迟敬德、秦叔宝、杨继业、李存孝、常遇春、胡大海附身,整日里打打杀杀、装神弄鬼。慈禧太后也曾觉得这帮家伙靠不住,他老人家曾令马玉昆赴京西剿拳匪;诏步军统领神机营、虎神营、武卫中军会巡臣巡察街陌,分驻九门监启闭;令荣禄以武卫中军护各国使馆。

端王很清楚,洋人是他的死敌,正是洋人阻止了让他儿子溥儁作为大阿哥替代光绪帝。要杀灭洋人,只有靠义和团。此人巧舌如簧,终日在慈禧太后身边吹风。

慈禧太后终究没有能够抵挡得住端王载漪等人的忽悠,最终还是采取了利用义和团来反制洋人的策略。

尽管慈禧太后纵容义和团,但义和团终究不是政府军,不是官军。克林德被杀,如果是义和团干的,清朝政府至多只能承担管教自己的臣民不严的责任。不致酿成弥天大祸。

克林德被杀的另一种说法,是政府军干的。

克林德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是带了翻译的,他和翻译各乘一轿,而且前面还有两名穿着制服的中国随从乘马开道。此一行人除了克林德被杀,翻译受伤,且逃离现场,中国随从及轿夫均未伤及。这些亲历现场人可以证明杀克林德到底是谁干的。

一些文章也都指明,杀害克林德,实系官军所为。

清宋玉卿《戊壬录》载:“德公使克林德男爵欲赴总署,方至单牌楼北,为载漪所部之虎神营兵所戕。”

清罗敦曧《拳变馀闻》也载:“各国公使赴总署约,载漪遣虎神营兵伺于道,杀德使克林德,后至者皆逃归。”

从结局看,此案应是官军所为。若是义和团所为,则不仅克林德死、翻译死、中国随从和轿夫一个都不能幸免,因为他们都是汉奸!而且,翻译柯士达在腿部受伤的情况下,根本不可能逃离现场。

后经查实,杀克林德的是神机营枪队章京恩海。

章京为满语,即将军之意。清代八旗武官不论职位高低,世爵大小、有无,凡有职守之官皆称章京

恩海这个“章京”,也就是一个下级军官。

这个家伙不仅打死了德国公使,而且还顺手将死者的怀表拿走了。

这一影响了天朝军官的形象的丑事,最终让恩海送了命。

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城,恩海没有资格跟着老佛爷去“西狩”,只能听天由命留在城里。

联军入城后,自然将追查杀害克林德的凶手作为第一要务,不过恩海成功地躲了起来。

恩海的人缘还不错。没有人向联军检举他。

那个义和团中号称可以鬼神附体的“梨山老母”就坏了事,她老人家在逃跑的路上,硬是被义和团的溃勇活捉,并被解送到联军去请赏了。

再后来,恩海的生活有困难了。

那时京城“米至石万钱,达官多卖浆自给。”(清罗惇曧《庚子国变记》)

这位下级军官,没有了俸禄,生活的艰难就可以想见了。

他想起了克林德的怀表。后来,他来到了当铺。

由于克林德的怀表上有克林德的标记,这事很快被日本人雇佣的侦探发现了。

恩海不认识洋文,如果认识,宁可挨饿,也不会去当这块表。

于是,恩海被捕了;于是,恩海被当作杀害克林德的凶手,在当初他杀害克林德的地方被处决了。

杀害克林德,恩海是奉命行事。

除了在杀死克林德后,“顺了”死者的表,这事做得不够光彩以外,他没有任何个人过错。

杀洋人、烧教堂是慈禧太后的定下的大政方针。此外,载勋作为京师步军统领,也就是九门提督,还下令,“能捕斩一夷人者赏五十金,生致者倍之,妇女婴儿以差次受赏。”(同上)

由此可知,刺杀克林德的罪魁祸首是清朝政府。

恩海真是无辜的!

克林德为官军所杀,已经坐实了。

在克林德被刺以前九日,日本书记生杉山彬迎视卫兵,方出永定门,即为隶属荣禄所辖武卫后军的董福祥之兵所害,且裂尸于道。

杉山彬也是官军所杀。

自古以来,两国交兵不斩来使,中外皆然。

两建交国政府军均应负有保护外交人员的职责,保护别国的外交人员,也是保护自己国派出的外交人员的安全。反之,进攻外国使馆,残杀外交人员,会被认为流氓无懒国家。

克林德被刺事件发生后,清廷的有识之士已经有人预见到此事的后果了。

《清史稿》载:“先是上(光绪皇帝)以行新政为中外所推,而储嗣久虚。载漪既用事,阴谋废立,虑外人为梗,闻拳民有神勇,仇西教,欲倚以集事,召入京,遂纵恣不可制。用仪请严禁遏,不听。俄戕德使克林德,用仪骇曰:‘祸始此矣!’”

徐用仪,官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后擢升兵部尚书,是当时朝廷中少有的敢于直言的明白人。他知道杀克林德的后果。徐用仪也因此触怒了慈禧太后,与许景澄、袁昶一起被杀。

知道杀克林德的后果的还有一人,那便是庆亲王奕劻。

清·景善《景善日记》载“刚毅入宫,见庆王在军机处,神色惊惶。问之,乃知有一满洲兵丁名安海(即恩海)者至庆王处报告,言有二洋鬼子坐轿在东单牌楼经过,彼击杀之。”

奕劻做事,一向稳重,能让他神色惊惶的事,一定相当严重了。

克林德被刺,是一个及其严重的事件,如果清廷此时能够妥善处置,可能不致酿成八国联军入侵的后果。但没想到,就是在克林德被刺的当天下午4时整,清军从北面和东面开火,开始了中国政府军队对北京使馆有组织的进攻。

“太后旋命董福祥及武卫中军攻交民巷,炮声日夜不绝。拳匪助之,披发禹步(禹步是指道士在祷神仪礼中常用的一种步法动作。传为夏禹所创,故称禹步。),升屋而号者数万人,声动天地。洋兵仅四百,董福祥所部万人,攻月余不能下,武卫军死者千人。……独东交民巷使馆,以塞门德土(Cement,译水门汀,即水泥)为垣,严拒守,不能破也。……尚书启秀奏言,使臣不除,必为后患,五台僧普济,有神兵十万,请召之会歼逆夷。曾廉、王龙文,请用决水灌城之法,引玉泉山水灌使馆,必尽淹毙之。御史彭述,谓义和拳咒炮不燃,其术至神,无畏夷兵。太后亦欲用山东僧普法、余蛮子、周汉三人者。王龙文(翰林院编修)上书所谓三贤也。普法本妖僧,余蛮子以攻剽为盗魁,至尽发蜀中兵,乃捕得之。周汉则狂夫也。”(清罗惇曧《庚子国变记》)

简直是一锅糊涂!

武卫后军统领董福祥曾言,东交民巷使馆区,五日内必攻下。但官军与义和团自620日开始,打打停停,一直打到联军入城,始终未能攻下。期间,荣禄还奉旨派人到各国使馆送西瓜蔬菜等慰问品,又派人假扮走私贩将大量先进德制后膛枪等军火入使馆以加强使馆区的防卫。

这哪里是在打仗?分明是在玩儿猫捉老鼠的游戏。

在克林德遇刺后的第二天,即 621日,慈禧太后还以光绪名义下《谕内阁以外邦无礼横行当召集义民誓张挞伐》诏书。号召全国军民与西方列强“一决雌雄”。

慈禧太后简直是疯了,甲午战争,被日本打的一败涂地,现在又要和包括日本在内的列强开战了。

这份诏书,就是社会上广为流传的“宣战诏书”,其实这份诏书充其量只是一份内部动员令,不是宣战书,列强各国也从没有收到过这份宣战诏书。

所以,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与清廷发布的这份诏书没有关系。

真正有关系的,还是这克林德!

克林德被刺的消息传入德国后,“德军愤使臣之被害,其出师时,德皇誓于军,谓破都城时,当以入野蛮国之法待之。”(同上)

接下来便是西方列强以不足两万人的联军,一举击败了几十万的清军和神灵保佑的义和团,于1900815日,攻陷北京。

八国联军的统帅,也由德国将军瓦德西担任。

清陈恒庆《谏书稀庵笔记》载:“洋兵入京城,计有八国:曰美,曰英,曰法,曰德,曰意大利,曰俄,曰日本,曰奥,分城驻兵为八区。德将瓦达西为八国统领,以其驻京使臣克林德死事之惨,故推德为首领,以定和议。”

瓦德西虽然睡了金銮殿,但联军退出北京的时候,紫禁城除了大殿前几口铜缸外面的金皮被刮掉外,还是能够完整地移交给了清朝皇室。

“联军举德大将瓦德西为统帅,入居仪鸾殿,整队入宫。见穆宗瑜妃,犹致敬礼。殿宇器物,戒勿毁掠。逮回銮时,尚无恙也。”(同上)

联军进城时,慈禧太后仓皇出逃,没来得及带自己的亲儿媳,即同治帝的瑜贵妃。正是此人,在慌乱之际,收拢了一些官员,稳住了宫廷。瓦德西入宫后能以礼待之,也算没有失去绅士的风度。

在抵抗联军的战斗中,清军尽管打的非常糟糕,但一些将领还是有血气的。如:天津镇总兵罗荣光因大沽炮台失守自杀、直隶提督兼任武卫前军总统聂士成英勇战死(一说为义和团杀死)、直隶总督喜塔腊·裕禄兵败自杀,长江水师大臣李秉恒兵败自杀。

北京被联军攻下后,大清朝的王公贵族、政府官员殉国的也不在少数。如:清代唯一一位旗人状元、吏部尚书、礼部尚书阿鲁特·崇绮全家自杀,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体仁阁大学士徐桐自杀。、大阿哥溥儁等一干人,怎么也轮不到国子监祭酒。但那些最应该殉国的,一个都没有殉国。偏偏让这位王老先生给殉国了。王懿荣是我国发现和收藏甲骨文第一人。他的死,是我国文字研究史上的一个重大损失。

唯独没有义和团的人为大清国自杀殉国。

联军入城后,那些号称能遣天兵天将杀灭洋人的义和团立时一哄而散、无影无踪。

联军攻陷北京后,慈禧、光绪等出逃西安,随后慈禧以光绪之名下“罪己诏”,通电李鸿章与洋人谈和。

李鸿章于1011日到达北京,开始与各列强谈判,主要谈判对象就是德帅瓦德西。

由于德国提出以惩办慈禧太后、端王载漪等战争祸首作为议和的先决条件,这是清廷无法接受的,所以谈判很难进行下去。此后双方都做了一些让步,终于在190197日(光绪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庆亲王奕劻及李鸿章代表清朝廷,在北京东交民巷西班牙使馆中,与德、奥、比、英国、美、法、意、日、俄、荷、西11国公使签订了中国与十一国关于赔偿1900年动乱的最后协定,即《辛丑条约》。

条约的第一款,便是关于克林德被刺事件的处理。文字如下:

第一款(一)

大德国钦差男爵克大臣被戕害事,前于西历本年六月初九日即中历四月二十三日,奉谕旨亲派醇亲王载沣为头等专使大臣;赴大德国大皇帝前,代表大清国大皇帝暨国家惋惜之意。醇亲王已遵旨于西历本年七月十二日即中历五月二十七日,自北京起程。

第一款(二)

大清国国家业已声明,在遇害该处所竖立铭志之碑,与克大臣品位相配,列叙大清国大皇帝惋惜凶事之旨,书以拉丁、德、汉各文。前于西历本年七月二十二日即中历六月初七日,经大清国钦差全权大臣文致太德国钦差全权大臣(附件三)。现于遇害处所建立牌坊一座,足满街衢,已于西历本年六月二十五日即中历五月初十日兴工。

“克林德碑”于1903118日建成。这是一座典型的白色石头牌坊,横跨在东单北大街西总布胡同西口的克林德毙命之处。形制是四柱三间七楼,牌坊中三块坊心石上镌刻着用德文、拉丁文、汉文三种文字书写的光绪皇帝的“惋惜凶事之旨”(图2)。

碑文如下:“德国使臣男爵克林德,驻华以来,办理交涉,朕甚倚任。乃光绪二十六年五月,拳匪作乱,该使臣于是月二十四日遇害,朕甚悼焉。特于死事地方,敕建石坊,以彰令名,盖表朕旌善恶恶之意。凡我臣民其各惩前毖后,无忘朕命。”(图3

碑的另一面文字为:“恭识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四日被凶手陷害殒命之大德国钦差大臣内大臣克林德敕建神道碑。”

这个石牌坊建造的非常奇怪。

《辛丑条约》规定“竖立铭志之碑”,即立一石碑即可,上书文字,上设盘龙碑首,下设为贔屭碑座(图4)。但所立并非为石碑,而是石牌坊。石碑是石碑,石牌坊是石牌坊,两者不可以混淆。而且,石牌坊的造价要远高于石碑。

德国人只需要立一石碑,但大清国却立了偌大的一座石牌坊。不过,牌坊上挂有一额,上书“克林德碑”。

没错,就是克林德碑。

这事办得实在有点滑稽。

《辛丑条约》的第二款是关于惩办伤害诸国国家及人民之首祸诸臣,端郡王载漪、辅国公载澜、庄亲王载勋、都察院左都御史英年、刑部尚书赵舒翘、礼部尚书启秀、刑部左侍郎徐承煜、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刚毅、大学士徐桐等均受到了应有的处罚。这一款也为敢于犯颜直谏并被冤杀的大臣平反昭雪,如兵部尚书徐用仪,户部尚书立山,吏部左侍郎许景澄,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联元,太常寺卿袁昶等。可以说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了。

有意思的是,这宏大的克林德牌坊没有能屹立多久。

克林德牌坊建成十六年以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

一次世界大战以19181111日德国投降告终,这时候,在北京大街上,对巍峨宏大的克林德牌楼最看不上眼的,竟是与德国有着深仇大恨的法国人。

看过阿尔丰斯·都德的小说《最后一课》的,就会知道法国人对德国人是怎样仇视的了。

在德国宣布投降的第二天,法国兵便在众目睽睽之下登上克林德牌楼将牌楼上正中悬挂的“克林德碑”牌匾取下(图5)。

有了法国人的率先垂范,民国政府于次日,即19181113日,正式拆除克林德牌坊。

第二年,为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政府将堆放在东单北大街的克林德纪念碑石料散件运至中央公园(位天安门西侧,1928年改称中山公园),重新组建为“公理战胜”牌坊(图6)。

一次大战中国也是战胜国,这倒不是因为中国军队在决战决胜之时起到了什么关键的作用,正如鲁迅所说“欧战时候的参战,我们不是常常自负的么?但可曾用《论语》感化过德国兵,用《易经》咒翻了潜水艇呢?儒者们引为劳绩的,倒是那大抵目不识丁的华工!”(鲁迅《滑盖集·十四年的“读经”》)

一战期间,中国政府对战争的贡献,仅仅是向欧洲战场派出了大量的华工,为协约国军队挖掘战壕。

不过,当时的政府在一战中选边站队在胜利者一方,也为拆掉克林德牌坊增加了底气。

移建石坊工程进行的并不顺利,由于克林德碑在拆卸、装运过程均采用原始的方法(图7),一些石质构件发生破损,一些石质构件也可能堆放过程中被窃,致使原来的“四柱三间七楼”结构难于凑成,只得简化成“四柱三间三楼”。

“公理战胜”牌坊与克林德牌坊相比,逊色多了。

195210月,亚洲太平洋地区和平会议在北京召开。为了表示与会国家保卫世界和平的愿望,大会决定将中山公园内的公理战胜牌坊改名为保卫和平牌坊(图8)。

克林德被刺已经过去120年了,克林德牌坊是再也见不到了。这段历史,今天的人,很多都不知道了。

拆克林德牌坊时,可以说是举国欢腾,中国人终于可以长吁一口气了。

当此之时,陈独秀先生正好也在北京,他没去看热闹,而是躲在家里写了《克林德碑》一文。此文刊载在《新青年》55号中。文中写道:“原来这块克林德碑,是庚子年议和时设立,向德国赔罪的。为何要设立这块碑向德国赔罪呢?因为义和团无故杀了德国公使克林德氏,各国联军打破了北京城,为须要中国在克林德被害的地方设立一块石碑,方肯罢休。你说中国何等可耻!义和团何等可恶!现在德国的民党,正在要革那皇帝和军国主义的命,协约国乘势将德国打败,我们中国人也乘势将这块克林德碑拆毁,大家都喜欢的了不得,都以为这块国耻的纪念碑已经拆毁,好不痛快!在我看来,这块碑实拆得多事。”

好一个“这块碑实拆得多事”!

不愧是陈独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