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赵宗建《庚子非昔日记》之三——与沈鹏交往

黎云昆

中国历次重大的历史事件中，总会出现一些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人物。

戊戌政变即是如此，如谭嗣同，他在变法失败以后，完全有时间逃离，但他不走。他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沈鹏也是一位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正所谓“家贫出孝子，国难见忠臣。”

沈鹏(1870-1909年)，字诵棠，号翼生，又号北山，常熟人，是帝师翁同龢同乡。十五岁即入国子监，光绪二十年进士，官翰林院编修。

戊戌政变后，沈鹏对荣禄、刚毅等执掌政柄者非常不满，对太监李莲英等宦官干政，尤为鄙视。为此他于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初六（1898年7月24日），写了一奏折，指斥这三人蒙蔽圣听、扰乱朝纲、陷害忠良（暗指翁同龢），并恳请皇帝乾纲独断，将他们处死。但他人微言轻，不能直接上奏朝廷，于是请翰林院掌院徐桐代递。他头顶折匣，见到徐桐行三跪九叩首之礼，再提交奏折。此举被徐视其为痴狂，拒递奏折。最后沈鹏索性将奏折稿交天津《国闻报》发表，举国震动。

沈鹏此举极大地鼓舞了维新派士气。在翁同龢被罢免、变法阻力重重之际，沈鹏作为一个小小的京官，敢于冒死弹劾权倾朝野的荣禄、刚毅和李莲英，这在当时沉闷压抑的官场中无异于投下了一颗重磅炸弹。他的举动被许多支持变法的士大夫和知识分子视为“英雄壮举”。 这种“不畏强权、誓死除奸”的姿态，在舆论上为变法造势，让更多人关注到朝廷内部顽固派对变法的阻挠。

沈鹏的上书，不仅得罪了首席军机大臣，而且矛头直指慈禧太后，这绝对是死罪。这奏折一出，他就没打算活。这与谭嗣同慷慨赴死，一样的英勇。

很快，沈鹏就被步军统领衙门逮捕下狱。

在狱中，沈鹏遭受了严刑拷打，但他始终咬定是自己一人所为。由于朝中一些重臣认为沈鹏虽然狂妄，但“其心可悯”，最终免于一死，发回原籍常熟。

本来此事已经过去一年多了，庚子年正月二十七日（1900年2月26日），忽然常熟县令奉密旨，逮捕沈鹏。

次日，正月二十八日，赵宗建听到此事，感到惊骇万分。他认为“其注意必在羽公，将兴大狱，奈何？岂气数使然耶？为之胆裂！”。

赵宗建认为事隔那么久，又将沈鹏抓起来，这是把矛头直接指向了翁同龢（羽公，即翁同龢，翁字拆解为羽公）。如此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二月一日，赵宗建特意为此事专程拜访翁同龢。两人面对面谈了很久，气氛十分凄凉落寞。翁同龢告，电报、上谕之类的消息还没有牵连到他，可是（朝廷）的用意难以揣测，指朝中当权者意图不明，担心随时会被罗织罪名。两人都深感时局凶险、前途难料。他们怀疑弹劾案的真实目的是要牵扯已回乡的翁同龢。

二月初四日。“知诵堂已提郡。复有余侍御奏参经观察请亲政一事，牵连瓶老，实属无理，寒心之至。”

此日知沈鹏（诵堂，沈鹏字诵棠，日记中写作诵堂）案已经由常熟县管辖提审至“郡级”，即苏州府管辖。说明事态已经严重了。沈鹏为常熟人，此案本应由常熟地方处理。

此日还得知，余侍御上奏弹劾经观察（清代称道台为观察）奏请“太后归政光绪”一事，这事竟然牵连到了瓶老（翁同龢字瓶生，晚瓶庵居士，故称瓶老）。赵宗建认为这纯属无理取闹，感到极其心寒。

余侍御，余联沅（1844-1901），字晋珊，湖北孝感人，晚清政治人物。十八岁中举，光绪三年（1877）榜眼，历任翰林院编修、国史馆协修、四川监察御史，官至湖南布政使署浙江巡抚。早年任京官三十年，以纠弹洋务、搏击权要著称，有“铁面御史”之誉。庚子年任苏松太道时，抗旨以中方首席代表与各国领事签订《东南互保条约》。

经观察案指，1899年，慈禧欲废黜光绪，改立端郡王载漪之子溥儁为“大阿哥”。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召集上海绅商1231人联名通电，反对慈禧“己亥立储”，请光绪亲政，遭清廷通缉。此举触怒慈禧，御史余联沅奉命弹劾，奏章中刻意将此事与翁同龢挂钩，暗示其为幕后主使。赵宗建用“寒心之至”四字，道出了江南士绅对朝局黑暗、忠臣遭陷的绝望。而翁同龢的处境，正是这场风暴的中心之一。

经元善（1840-1903），原名高泉，字莲珊（后也作莲山），号居易子、居易居士，晚年号剡溪聋叟，笔名沪滨呆子、汨罗江后学等，浙江上虞五驿乡（今驿亭镇）驿亭人。因为他拥有候补道员（道台）的官衔。故被称为“观察”。

由此可知，沈鹏二次被捕入狱，是与经元善案有关联的。

赵宗建于二月初八日有得到消息，沈鹏被押回原县，永远监禁。而且此事与翁同龢无关，只是苦了沈鹏个人。既痛其遭遇，亦暗含对朝廷严苛的不满。

此日日记中还记载了“闻西乡闵孝廉又捉入官中，不胜浩叹。”孝廉，即举人。举人本是有功名的“老爷”，见官不跪，享有司法特权。如今却像平民一样随意被“捉”，说明在庚子年的乱局中，士绅体面已荡然无存。“又捉”二字透露出，官府办案不讲程序，动辄抓人，让地方精英也毫无安全感。此事有联想到沈鹏的被终身监禁。

二月初十二，“沈太史进监，邑侯亲送。卧室颇修饰齐整，遣两人服役，可谓尊崇矣。”

此日知沈鹏入狱，常熟知县（邑侯，即知县）亲自护送，牢房被特意装修修饰齐整，还派两人伺候。这也说明，地方官对沈鹏（翰林院编修，俗称“太史”）个人人品的敬重。由此可以看出，慈禧太后倒行逆施，不得人心。

二月十四日，“沈太史又有调省监之谕。”

赵宗建听闻朝廷新下谕旨，要将沈鹏从常熟县监提解至苏州省城监狱关押。

调省监：由县一级监狱（常熟）移交至省级按察司监狱（苏州）。清代重案犯常需解省羁押，管控更严。

这意味着，沈鹏在常熟狱中享受的优待终结，他将面临府级监狱的严酷环境。沈鹏虽已被判“永远监禁”，但朝廷仍不放心其在原籍的“软禁”状态，需置于省城眼皮底下严加看管。

二月二十二日，‘“颂棠闻昨移省监，深为可怜。”

沈鹏（沈鹏字诵棠，日记中又写作颂棠）被移至省监禁，所有在常熟的优待都没有了，实在可怜。

沈鹏在八国联军进京后，终被释放。

沈鹏的上级徐桐的命运要悲惨得多。他极力主“借义和团排外”，向慈禧力陈义和团“刀枪不入”，主张“无论何省何地，见有洋人在境，径听百姓歼除”。在西什库教堂久攻不下时，徐桐扶乩三日，竟下令收集全城妇女经血混合狗血，抬至教堂前泼洒，企图“以阴克阳”，破洋枪洋炮。八国联军陷北京，慈禧太后西逃，来不及带他走，他不能任由洋人处置，他只能投缳自尽。